儒家学者多数持反对佛教立场，但也有少数人主张儒佛可以会通的，如史载：“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认为佛教的心性论超过了儒家经典的论述。又如柳宗元、刘禹锡也认为佛教的内美胜过外形，其心性修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儒家反佛名流韩愈和李翱，他们一面强烈的排斥佛教，一面又羞羞答答转弯抹角地承认甚至吸取佛教的心性学说。韩愈在高扬儒家道统的宣言书《原道》中，就十分明确地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是修、治、齐、平的起点和基础，而批评“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即指责佛老的“外天下国家”，批评他们的超俗避世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佛老的“治心”则持肯定态度，这是从儒家的立场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心性论为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基本契合点。李翱也说过时人对于佛教“排之者不知其心”，又鉴于当时儒者“不足以穷性命之道”，而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取佛教的心性，建立“复性”说。直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还说：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另开生面。”《庄子》发展《老子》的“见素抱朴”思想，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情欲和仁义都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崇奉《老子》、《庄子》的道教讲究养生成仙，但在南宋以后，道教的新起派别则力图革新教义，主张道儒佛三教结合，并以道德性命为立教之本。如新起的最大道派“全真道”就是如此。史载：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王重阳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不信羽化登仙之说，而力主道德性命之学，表明道教学者把教义宗旨定位于内在超越上面，以进一步取得与儒佛文化旨归的一致。以上情况表明，心性论实是佛教与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文化课题，也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相契合的文化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