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在传统的印度佛教中，对于“心”的问题谈得很多，而传统佛教所说的“心”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心”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不论在佛教界，还是在学术界，把二者混为一谈的事是屡屡可见的，这就给从“心性”角度去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关系特别是相互影响问题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心性问题之于佛教中国化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人们常说“六祖革命”是慧能对传统佛教的一次带根本性的改革，把印度佛教变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但是，如果人们进一步问：“六祖革命”最根本的“革命”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六祖革命”中最带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现实之“人心”，变成一种儒学化了的“心性”。实际上，正是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之最著者，则是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传统佛教的对佛的崇拜，变成对“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心的宗教”。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心性理论对于佛教思想影响的巨大和深刻。
　　“心性”之外，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性”学说。由于“人性”问题在传统佛教中谈的不多，故此种影响表现得比较的“一目了然”。这亦可以慧能和《坛经》为例。《坛经》之谈“人性”俯拾皆是，诸如“人性本净”、“世人性自本净”、“万法在诸人性中”等等，这些在传统佛经并不多见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比比皆是的术语和思想，所以会出现在作为禅宗经典的《坛经》中，这与慧能其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不无关系。慧能其人，识字不多，文化程度较低，要他从传统印度经典中吸取多少深奥理论特别是更深一层的传统佛教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困难的，而他所处的又是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因此，不管思维方法，还是所用术语，慧能所具备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印度佛教的传统，这也许就是造成《坛经》大谈人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思想的人性化，无疑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佛教的心性化、人性化至禅宗而登峰造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另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隋唐之后，其它的佛教宗派相继式微，而禅宗却一枝独秀，大行于天下，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这两个历史事实加在一起，人们不难看到，中国佛教的心性化、人性化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样，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影响从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佛教在本体论思维模式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曾以心性化了隋唐佛教学说为中介，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之把中国佛教学说的心性化、人性化，又为后来的宋明新儒学奠定了基础。宋明新儒学历史上又称之为“心性义理之学”，此中之“心性”，实际上既是佛教本体的心性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心性的本体化，是一种溶佛教本体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的思想内容于一炉的宗教、伦理哲学，从这一点上说，弄清楚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乃是研究、理解和把握宋明理学之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