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亦即在印度佛教诸经论中，也有“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等说法，为什么我们把天台、华严二宗以上的唯心倾向归结于受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影响？此中之关键，是如何看待二者所说的“心”的内涵。无庸讳言，由于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其思想内容乃至著述用语，多有沿用印度佛教者在。但是，作为中国佛教，它又多是通过中国僧人的思维方法、心理习惯去理解、去接受的，这就使得同一用语常常具有不同的内涵、意蕴。天台、华严二宗的唯心理论，也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所说的“心”虽然也含有与传统佛教相同的作为抽象本体的“真心”“清净心”的意思，但是，不容否认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伦理哲学之“心性”的特点。例如天台宗所说的“觉心”、“众生心”、“一念心”，虽然也含有作为诸法本体的“实相”、“真心”的成分，但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所说的“心性”是相通的；至于华严宗常常于“理”、“事”、“本”、“末”外另立一“心”，并且屡屡以“各唯心现”、“随心回转”说诸法的相入相即、混融无碍，此“心”与“法性”、“真心”当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华严宗所说的“心”既指“真心”，又含有“具体心”的意思。虽然后来法藏曾把“十玄门”中之“随心回转善成门”改为“主伴圆明具德门”，此中的用心也许是为了避免由于唯心倾向所造成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在法藏的思想中，唯心倾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澄观的这种唯心倾向则更进一步，他甚至用“灵知之心”来解释“本觉”，这就使“心”更具有儒家所说的“心性”的性质。
　　如果说，天台华严二宗把“心”具体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倾向，那么，至禅宗倡“即心即佛”，把一切归诸自心自性，心的儒学化、具体化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天台、华严宗那里，“心”的双重性质主要表现为“真心”的基本内涵与具体心的倾向性的糅合，而在禅宗的佛性学说中，“心”虽然有时也被作为本体“真心”来使用，但就其基本内涵说，与儒家所说的“心性”已更为接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禅宗的有关著述中得到说明。读过《坛经》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坛经》不像传统佛教的经典那样艰深晦涩；而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人，更会觉得《坛经》中的许多思想和术语“似曾相识”，例如《坛经》中所说“不善之心”、“有差等之心”、“嫉妒心”、“谄曲心”、“狂妄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等等，很难作为传统佛教中那种抽象本体的“真心”来理解，而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那种具有善恶之现实人心没有多少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