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传之佛教，特别是那些比较忠实于正统佛教的佛教派别和学说，虽然借助于东来僧人的大力弘扬和某些帝王、贵族的极力护持以及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隋唐之前，佛教始终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思潮，它们的传布，常常作为某种中土文化的附属出现，如汉魏时期的依附黄老道和神仙方术、在魏晋时期的依附玄学、在南北朝时期的依附中国传统宗教的“灵魂不灭说”等等。但是，到了隋唐二代，中国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佛教已不象以往的佛教那样必须借助于中国本土文化之“拐杖”了，而是发展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的独立的社会思潮。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不外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人适应了佛教；二是佛教适应了中国的国情。从历史的观点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合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此时的佛教，虽然表面上不依附于任何一种中国的本土文化，实际上佛教自身已经在逐步的中国化……隋唐佛教通过溶汇、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关思想，而使自身更富有中国的特色，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因而也就更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么，隋唐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若一言以蔽之，则集中体现在佛教的儒学化，或者进一步说，集中体现在佛教学说的心性化、人性化。对此，中国佛教史的大量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如果说，隋唐之前的中国佛教所注重的本体及其所采用的术语，多带有传统佛教的色彩，如称之为实相、真如、佛性、法界等，那么，自隋唐之后，由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影响，此本体已经逐渐在向心性、人性方面转移，逐步地心性化、人性化。不妨从隋唐第一个统一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说起。虽然从总体上说，天台宗的学说仍具有较浓厚的传统佛教强调抽象本体的色彩，但深入到具体学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天台宗的许多理论已经出现了一种注重“心性”的倾向。例如，在天台宗人的著述中，虽然他们也常常以中道实相说佛性，但已逐渐出现把诸法实相归诸一心的倾向。如慧思就曾以“觉心”释佛性，曰：“佛名为觉，性名为心。”（《大乘止观法门》卷二）智顗更明确地把“心”作为诸法之归趣，曰：“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法华玄义》卷一上）并把“反观心源”、“反观心性”作为修行成佛最根本的方法；智顗的弟子灌顶也说：“观一念心，即是中道如来宝藏，常乐我净佛之知见。”（《观心论疏》卷三）可见，天台宗的佛性学说已经出现一种注重唯心的倾向。与天台宗比，华严宗佛性理论的唯心色彩则更浓。本来，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宗本的。《华严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在“法性本净”的传统看法上，进一步阐明一切诸法乃至众生诸佛是平等互即、圆融无碍的。可是，当华严宗人以“十玄无碍”、“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去解释法界缘起、生佛关系时，就侧重于以“各唯心现故”去解释万事万物乃至众生与佛的相入相即，指出“一切法皆唯心现，无别自体，是故随心回转，即入无碍。”（《华严经旨归》）他们认为，一切万法乃至诸佛“总在众生心中，以离众生无别佛德故。”（《华严经探玄记》卷一）“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同上），离佛心外无所化众生，……是故众生举体总在佛智之中。”（《答顺宗心要法门》。总之，心佛与众生，是平等一体，相即互融的。从这个思想出发，华严宗侧重于从心之迷悟去说生佛之异同，指出“特由迷悟不同，遂有众生及佛。”（《大华严经略策》）